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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法家是戰國時期形成的兩大對立學派，為執政者如何治理百姓提出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儒家認為治理百姓要靠"德”，用"仁丶義丶禮丶智丶信”來教化才是正道。法家則認為治理百姓要靠法律，賞罰分明。人犯了法就要嚴懲，絕不能講情面，這樣老百姓才不敢犯法，才服從領導。
商鞅在秦國實行的是法家治國思想，實行以法制國，商鞅變法雖然在增強秦國國力中一時產生了積極作用，最終還是失敗了。因此，儒家說法家暴虐無道也是自然的。
歷史經驗證明，儒家和法家在治理國家中都有可取的一面。人不講道德不行，但無出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同樣不行，只有禮法并舉，恩威都用才是有效的治回方法。
我是歷史領域創作者休哥斜軫，讓我來給大家分享我的歷史心得，大家共同探討研究。
歷史上的商鞅變法一共有兩次，都是戰國時秦孝公時期的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具體變法內容主要是“廢井田，開阡陌，實行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至于變法細則在此不再贅述。
歷史的評價一般在進步性上肯定其對于秦國制度，富國強兵，奠定統一等方面的進行描述，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局限性，也就是題目中提到的暴虐無道。
首先商鞅變法的具體指導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思路就是通過變法摧毀以禮樂文明為代表的貴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統治方法，強化集權，擴大軍隊，提升戰斗力，保證國家的生存。而到了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再是春秋時期的貴族游戲，而是要直接消滅對方的國家，掠奪人口。所以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不擇手段。
禮樂文化或者是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寬容、仁愛、穩定，但前面提到，戰國時期就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時代，此時，儒家文化就顯得刻板、遲鈍，而法家文化更加直接、更加痛快、更加高效。
之所以讓后世覺得暴虐無道其實更主要是體現在法家思想的下面兩個問題：
一、法家思想是一種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比如吳起為了能成為魯國的大將，殺掉自己的齊國國籍的妻子，以求能夠功成名就。
二、法家思想的思考完全圍繞著君主利益，根本不顧及其他階層的利益，他們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民眾不再當人，而是當作君主的工具，這種工具一方面提供糧食，所以重農抑商，另一方面提供兵源，把國家變成戰爭機器，這也是商鞅最后被各階層痛恨以致車裂的主要原因。
法家思想甚至認為人民都是無知的，政府就是要讓老百姓吃點苦頭，犧牲一代人來換的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民弱國才能強大。
法家思想代表韓非子
以上種種思維邏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自然被后世認為暴虐無道，但究其根本，商鞅不過是戰國時期各國變法中唯一成功的，人們對于法家思想的強烈不滿自然就都發泄到他的身上了。
在先秦時期,以孔孟之道為思想核心的儒家,和以商韓之說為思想核心的法家,是中國思想史上針鋒相對的兩大流派。在政治價值觀上,儒家主張民本,法家主張君本;在國家治理觀上,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制;在天下關系觀上,儒家主張天下歸仁,法家主張天下歸一。
先秦儒家與法家無疑均以帝王師自命。不同在于, 前者面對帝王時所持的是民本立場, 后者的立場則完全以帝王的意趣為轉移。關于此, 《史記》有案例:“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 語事良久, 孝公時時睡, 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鞅復見孝公。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 而未入也。’鞅復見孝公。罷而去, 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 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 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語數日不厭。”
例如，關于秦國墾草令, 商鞅稱:“國之所以興者, 農戰也。”然而此說并非意味著法家重視農民利益, 而是因為“國不農, 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換言之, 在法家心目中, 重“農”僅僅是為了“戰”, 而“戰”是為了“與諸侯爭”, 所以墾草開荒就全然與民利無關, 而不過是國君用以開疆辟土的手段, 所謂“代立不忘社稷, 君之道也”。至于主張以民為本的“王道”, 雖然口頭上稱其為“好言”, 實際上商鞅嗤之以鼻:“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也。
此外，商鞅與先秦儒家信奉的“尊民為天、敬天畏民”的政主張相矛盾, 稱“圣人必為法令, 置官也, 置吏也, 為天下師”, 通過以吏為師達到“愚民”、“弱民”政策以驅民“農戰”。
綜上所述，先秦儒家認為法家是“殘暴無道”
并非暴虐無道，只是制度之間的相互攻訐。
秦朝因為商鞅之法迅速強大起來，強大到具有吞并六國的實力。同時，他又把秦國變成一個戰爭機器。
簡單來說，商鞅制定了制定嚴苛的律法。制定什伍連坐之法，令基層百姓互相監督，一家犯罪十家株連。一個秦人什么都不需要做除了積極生產、上陣殺敵。不允許做除此之外的職業。
但是，如果外敵尚且存在，這種制度尚有存在的可行性，一旦天下太平全國實行秦國律法。而你秦人不懂享受，可其他六國國人不是不懂，很容易激化矛盾。
秦滅六國之時，對六國貴族也沒有進行相對應的安撫，貴族一下子變為平民，還要遵守你秦國這樣那樣的嚴刑峻法。而秦始皇在統一六國沒有采取綏靖政策，一味的驅使六國國人。給秦朝埋下很大隱患。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社會逐步崩潰和封建社會開始形成的時期。商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合乎秦國國情，這是變法成功的根本所在。 商鞅變法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時代發展的表現，因此，商鞅變法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道理。至于儒家對他的攻擊，主要是商鞅完全反儒家之道而行，主張連坐，而且發明了“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的“族刑連坐法”，一人犯罪，三族俱滅，堪稱法家特色的惡法。商鞅之前，暴君所為，比較罕見，如殷紂王“罪人以族”，就是周武王革命的理由之一。商鞅開始，滅族司空見慣，秦始皇又變本加厲，一言不當，誅滅三族。所以，一切罪過全加在商鞅的頭上。無論如何，商鞅變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使秦國逐漸走向富強，為日后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最多說是嚴苛，不是暴虐無道。歷史也沒有把商鞅變法定義為暴虐無道。儒家也是一個群體，也有利益訴求，因此部分人有失公平的稱商鞅變法為暴虐無道也是有情可原。一個政策或者說改革是好是壞，很簡單-看結果。商鞅變法從結果上來講無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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